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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里:困难时期的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三四百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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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核心提示】万里: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,到处浮肿病,饿死人。据了解,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。

  摘自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》,作者:田纪云,出版社:新华出版社

  万里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,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,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,那么,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。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,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的无私无畏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将永载史册。

  1981年,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,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。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,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,也与万里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。

 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,即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,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遥相呼应,带头打破“左”的禁锢,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,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,实行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,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,粮食增产,很快吃饱肚子。农民对他们的赞誉,实际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。

  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,1936年5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,新中国成立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二、七、八地委书记,区党委委员、秘书长,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、部长,城市建设部部长,北京市常务副市长,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惨遭迫害。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,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,出任铁道部长,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。

 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。安徽曾受到极“左”政策的严重破坏,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。

 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,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,他说:“1977年6月,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。安徽是个农业大省,又是‘左’倾错误的重灾区。‘四人帮’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‘左’的东西特别积极,农村问题特别严重,农民生活特别困难……吃不饱,穿不暖,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,门窗都是泥土坯的,桌子、凳子也是泥土坯的,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,真是家徒四壁呀!我真没料到,解放几十年了,不少农村还这么穷!我不能不问自己,这是什么原因?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?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?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?我刚到安徽那一年,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,只有10%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,67%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,40元以下的约占25%,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?”“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,到处浮肿病,饿死人。据了解,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。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,过去‘左’了那么多年,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。”(见1998年4月30日《中国经济时报》。)

(责任编辑:朱晓时)

相关阅读: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征购总量比正常年多20%(同舟共进)

【核心提示】农村的情况更为严峻,由于高指标、浮夸风导致高征购,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.4%,而正常年景是20%多。

  摘自《同舟共进》2012年第6期,作者:林蕴晖

  李先念认真直率地对毛泽东说:“主席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,形势不是大好,也不是小好,是一点也不好,老百姓在挨饿??”毛感到吃惊。

  1960年4月中旬,李先念应约到毛泽东的住处,毛泽东笑着对李说:“杞国人来了,请坐下。”“杞人忧天”是比喻庸人自扰,毫无根据地瞎担心。毛泽东何以把李先念比喻为“杞国人”,这里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?

  【“大跃进”后的粮食生产状况】

  1958年发动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,当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(即北戴河会议)公报称,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~7000亿斤,比1957年增产60%~70%。到1958年底,有关部门根据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汇报,把预计产量夸大到8500亿斤。据《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》记载,?过核实,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4000亿斤,比1957年仅增产2.5%。(《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)1959年的庐山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“反右倾”运动,高指标、浮夸风有增无减,1960年的粮食产量指标仍定为6000亿斤。实际上,1959年到1961年的粮食产量一路下滑,三年的平均产量为3073亿斤,比1957年减产21.2%;平均每人占有粮食433斤,比1957年减少了170斤。这给粮食分配工作带来了严重困难。由于国家掌握的粮食收不抵支,不得不年年挖库存,粮食调拨也越来越紧张,大中城市几乎有粮食脱销的危险。1960年6月上旬,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,天津市只够10天的销量,上海市已没有大米库存。据统计,1960年9月底,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,还不到正常库存的1/3。当时大量调出大米的?西省以及省内的南昌、景德镇、赣州、九?4个主要城市,也处于日调日销的局面。(《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》)农村的情况更为严峻,由于高指标、浮夸风导致高征购,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.4%,而正常年景是20%多。(《周恩来传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)大量征购过头粮,不仅夺去了农民的部分口粮,甚至征购了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,农村每人每天的口粮不足1斤,有的地方只有几两,农村已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。国家确定的粮食征购的高指标根本无法完成。

  【李先念致信毛泽东告急】

  1959年4月,全国人大举行二届一次会议,会议任命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。5月2日,周恩来总理宣布副总理的分工,李先念分管财贸工作。1960年初,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向国务院告急,粮食征购上不来,国家粮食库存下降。面对全国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,负责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处于两难境地。

  庐山会议期间,李先念因对彭德怀信中的内容表示赞同,不得不多次检讨自己犯了“右倾错误”。但面对如此严峻的粮食局面,若不如实向党中央、毛泽东报告并采取应对措施,将导致严重后果。李先念不顾自己可能再次遭受错误批评,及时地把情况向上报告,并提出应对的具体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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