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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忆周恩来临终见的最后一人

文章来源:未知       责任编辑:admin      雷群军事网      当前栏目:历史     
 

  核心提示: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,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。而就在这天中午,他醒过来时,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:“找Wu……Wu……Wu……”但究竟是“Wu”什么,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。

 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,也是转变着历史的一年。这一年,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。

  1月8日早晨,我们在首都机场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。

  会议刚开不久,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,说周总理逝世了,要我们立即回城。

  在那一时刻,听闻如此噩耗,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,都沉痛万分。但我则更痛一分,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,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,第一次站岗,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;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!

 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、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,曾经写文章,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。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,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,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,悄悄地离开了病房。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做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。

  然而,这种说法并不确切,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,那就是我,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,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,即1976年1月2日。

 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,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。而就在这天中午,他醒过来时,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:“找Wu……Wu……Wu……”但究竟是“Wu”什么,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。

  人们顺着“Wu”的发音推测,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“吴”的,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,确实就有姓“吴”的,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,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。

  毕竟,在姓邬的也太少了,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,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,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、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?

  周总理用神情,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,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,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:“钓鱼台的Wu。”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“吴某某”,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。

 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,就又询问了一声:“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的邬吉成?”周总理点了一下头。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:“你马上到305医院来,总理要见你。”

  我立即叫上司机小王,乘车赶到了305医院。进了医院的楼,我径直进了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,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两点左右。“赶紧去见总理吧”。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。

  可是,值班室的人告诉我:“总理又昏迷了,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。”我一面等着,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,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。等啊等,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,有人来通知我:“总理醒过来了。要先服点药,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,你就可以进去了。”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,而是“总理又昏迷了,你再等一等吧”。

  又是漫长的等待,在沉沉的寒夜中。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,老有护士走动,我怕影响人家工作,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。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,有刘兰荪和康海群。

 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,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,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,就到走廊里转一转。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,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,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、谢富治的夫人刘湘萍。

 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,就对我说:“总理还没醒过来,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,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。你先回去吧,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,我们再通知你来。”

  “好的,”我刚答应完,就又口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:“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。”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,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,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,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,他的面庞已经非常的消瘦,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、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?我的内心思绪万端,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,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,就悄悄地离开了。

  从那以后,根据医生的回忆,周总理的“心脏在微弱地跳动,呼吸浅而短促,真是脉如游丝”,他再没有气力,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,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。

  接到周总理逝世的电话,我叫上东方,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,车行至南长街南口时,正碰到移送周总理遗体去医院的车队。我们随之调转车头,跟着车队到了北京医院。在医院,我们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,安放好周总理的遗体后,才进中南海。

 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,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。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。在商讨具体安排前,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,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。因此可以说:我们是最早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的仪式的。

  因为负责警卫工作,我们看见在北京医院告别仪式,在劳动人民宫的吊唁活动期间,人流络绎不绝,许许多多的人都希望能瞻仰到周总理的遗容,向他表达由衷的哀思。

 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“八宝山”火化时,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,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。我亲眼目睹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,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。人们虽然悲痛万分,可秩序井然,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,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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